陈铁军
那年正流行着一种“传染病”，叫做出国热，是个人都想找个借口出去混一混，就好像外边可以白吃饭不要钱似的。而我也因为凡事儿都爱凑个热闹，正好认识了个朋友是贩卖澳洲签证的，而且对我说如果我买可以打八五折，便也一时被鬼迷了心窍，不顾亲友劝阻只管卖了家当，急急飞向了那个八杆子打不着的国家。事到如今只能解释为，也许我命中注定了要在澳洲有一次牢狱之灾，就像俗话常说的，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不然我怎么会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跑到那么个地方去坐牢呢！
事情的起因是我在澳洲认识了一个叫李红兵的上海人。我去的地方在澳洲偏远的北昆士兰省，城市的英文名字叫Cairns，翻译成中文叫凯恩兹。这儿景色的迷人是没说的，因为一年到头阳光普照，海滩上放眼皆是赤身露体晒日光浴的人们，这其中有许多是婀娜多姿的女人。但是惟一美中不足的是这地方太偏僻，不管离着悉尼还是堪培拉都有上千里地，一年到头很少能碰见几个中国人。有时候人在异乡，特别是在那种别人说什么你听着都瞪眼的地方，每天巴望的就是能碰上个会说你所习惯的语言的人，时间越久这种巴望便越强烈。因此当我在这里偶然邂逅了李红兵，一听此人说起话来竟然带着阿拉阿拉的上海腔，透着说不出的熟悉和亲切，我急不可待地将他认做了老乡，没说几句话便与其称兄道弟起来。
据这个李红兵自己说他来凯恩兹比我早一年，而其模样看上去也的确像是出道比我早，他不仅对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了如指掌，而且就连本地土话也都会说个八九不离十。虽然他来得比我早，可是混得却连我都不如。这事儿谁也不怪要怪只怪他自己。上海人把面子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越穷越怕人瞧不起自己，哪怕衬衣后面破着许多窟窿，前面也要打条有名有姓的好领带。他跟我一样是到这儿来打工的，却从早到晚把自己拾掇得油头粉面，穿着从上海带来的名牌西装革履，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人家请他来做客的。这使得他不论到什么地方去求职，都被人家老板误认做日本或韩国客商，以为送上门来一桩好买卖，点头哈腰阿谀奉承着要跟他谈生意。因而每当他吞吞吐吐说明真实来意后，都会令对方觉得受到了戏弄，气得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就这样他在凯恩兹都已经一年了，却连一份像样的工作也没找到，吃的基本上都是从家里带来的老本儿，到认识我时他连这点儿老本儿也吃完了。而我最后倒霉也正是受了他的穷困潦倒的牵连。
在国内大家都知道有句话叫“穷则思变”，也就是说人到无路可走时自然而然要想办法，这话当然也通用于李红兵。现在想想李红兵那獐头鼠脑的长相，很可能以前在上海时就已有了白拿别人东西的行为，而在这儿只不过是应肚子的要求又重操了旧业。我想我这么说决非凭空猜测，他暴露出来的偷窃手段，足以说明他在这方面是个老手。他的具体做案方法是这样，三天两头穿着一件毛料大衣去逛超市，逛着逛着就逛到了成排的服装架子前，脱下大衣装得跟要买似的试了这件试那件，试来试去就把某件衣服趁人不备试到了自己身上，随即套上他那件掩人耳目的道具大衣，像个没事儿人似的从容离去。这事儿起初都是他自己干的，自从认识我后再去便非要拉上我不行，因为傻乎乎的我也以为他真要买衣服，偶尔还会从旁帮他参谋几句，等于不知不觉为他做了掩护。开始时候他干得很是得心应手，澳洲因为跟有人烟的地方都隔着海，可想而知这里人们的心地是多么的单纯，根本想象不到这世上还有“小赤佬”这么一说，所以他易如反掌就把整个城市的大小超市偷了个遍。但是一段时间以后就不行了，商店越来越多的失窃终于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许多超市都对靠近衣服架子的人提高了警惕。而事情也就是在这时候发生的。这天黄昏李红兵又拉我去一个叫做westcourt Plaza的超市，我和他都没想到这次我们一进门便被人暗中盯上了。结果这厮刚刚得手走出超市，便有两名闻讯而来的警察挡住了我们去路，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出了什么事儿，我们已被彬彬有礼地宣布为有盗窃嫌疑，反铐住双手塞进了灯光闪闪的警车里。
可以说直到这时我才真正认清李红兵是个什么人。此时我内心感受到了一辈子从未有过的强烈震动。我在警车里语无伦次地跟警察说着话，试图告诉他们我和这个贼其实没关系。但是可想而知，一者我那英语远远没达到跟警察交流的水平，结结巴巴根本没法把想说的话说清楚；二者就是说清楚了人家也不会相信，因为贼人行窃之时我始终是跟他在一起的。就这样从小到大一直被认为是君子的我，被扔进了专为那些小人而设的监狱里。
说老实话若非亲眼所见我自己都难以置信，澳洲的监狱会是这般模样。以前总听中国人说饿死不做贼屈死不告官，不告官的主要原因就是对监狱这地方望而生畏。听得多了脑子里便形成了这样一个印象——监狱这地方不是人呆的。而眼前这个监狱说出来你都会以为我正在犯病。别墅式建筑的外表都贴着洁净亮泽的马赛克，转圈儿墙壁上爬满了曲里拐弯的攀缘植物，若非四角岗楼上各有一个倒背双手的狱警，人们都会错误地以为是被送来安度晚年的。而它的内部则令人不由联想到我们中国的宾馆，每间号房给人的感觉都像是旅馆单人间。床铺卧具、卫生设施和抽水马桶应有尽有，卧具就像旅馆规定的那样一客一换，洗漱用具也跟宾馆使用的一样是一次性的，这一切都使得已经做好了最坏打算的我瞠目结舌，以为那俩警察把我们送错了地方。直到俩人将我们交由狱警各关进了其中一间，我才真正意识到我已经成了一名犯人，我现在是在凯恩兹的监狱里。
我在凯恩兹监狱前后住了4天。这段时光对我来说既漫长又短暂。所以说长是因为开始的时候李红兵对其偷窃行为死不认账，不管警方怎么问都一口咬定是拿走衣服忘了付钱，他不说清楚直接导致了我也说不清楚，使得警方一直将我视为同犯不然早就让我滚蛋了。而所以说短则是因为僵到最后李红兵终于明白了嘴硬不是办法，不得不老实供述了他的全部所作所为，而且还算有良心地证明了我确实是无辜的，还没等我找到蹲监狱的感觉警方就已经让我走人了。正由于如此，我对这所监狱的感受只能是表面和局部的，所以说它时也只能采取看到什么说什么的流水账手法。
头天晚上因为天黑我能看到的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值得特别说说的是第二天。第二天我一起来便发生了一件事儿，一个又高又胖的老狱警微笑着走过来，隔着铁栅栏门问我要不要吸烟。我好半天没反应过来应该怎样回答他，因为我此前从未听说过有哪所监狱允许犯人吸烟。后来才知道这正是澳洲监狱与众不同之处，不仅允许你吸烟而且还给你点火。出于监狱安全考虑打火机由狱警掌管着。吸完烟洗完脸就到了吃饭时间，早餐是在宽敞明亮的餐厅里进行的，这里可以容纳几十名犯人同时进餐，但是这天吃早餐的却只有我、李红兵和另外两个凯恩兹人。后来我才听说这所监狱自建成以来一直都这样门可罗雀，凯恩兹是个只有十几万人口的小城市，一年到头很少有刑事案件发生，人们能记得的最大流血事件是两年前一名中国留学生在住所开枪自杀。现在关着的这4个人，除了我和李红兵涉嫌偷窃，另两个本地人都只是犯了小小不言的过失，一个是在本地橄榄球队输球后向体育场公共设施宣泄了怒气，另一个则是在开车下班的路上不幸发生了交通事故。由于我和李红兵被视为同案，监狱方面怕我们互相通风报信，用餐时将我俩位置安排得很远，并且不许我们做任何交谈。这天三餐的食谱是这样：早餐是牛奶和煎蛋三明治，午餐是熏鱼、面包和汤，晚餐是燕麦粥、肉饼和水果，此后几天的伙食也大同小异。
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蹲监狱就是一天到晚呆在号里，直到这时才知道至少在澳洲这地方并不是如此。早餐以后我们被送回各自的号里稍事休息，然后被告知整个上午都可以自由参加各种体育活动。活动分室内和室外两种。室内有扑克、象棋、台球等项，在宽敞的活动室里进行；室外活动则有篮球和网球，在专门的球场上进行。最令我过意不去的是这个关人的地方居然设有专门的网球场，尤其令我深感惭愧的是，我邀那个砸了体育场的橄榄球迷一起打网球，他告诉我已经答应了那个出车祸的人一起下象棋，早晨送烟的老狱警见我失望，说什么非要陪我打。这时我已经知道了这个老狱警叫格兰特，干这一行当已经几十年了。一般来说人一到了这种年纪，再加上吃得那么高大肥胖，搞不好高血压心脏病都已经应有尽有了，任何医生都会忠告其不宜参加剧烈活动。可是眼前这个老狱警却仅仅为了让犯人在狱中过得开心，竟然不顾万一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扛着二三百斤的身体，在网球场上来回奔跑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望着老格兰特狼狈不堪的模样，一时间我竟产生了这样一种错觉，觉得自己真的犯下了某种不可饶恕的罪过，并且在心里暗暗发誓，哪怕仅仅为了老格兰特这样的人，出去以后也一定要痛改前非好好做人。
午餐之后是午休，午休之后我们又被告知整个下午都可以到图书室里去看书。这时我才知道这所监狱里竟还设有图书室，而且各类图书据说多达几千册。关于这个图书室我没法为大家形容了，因为在这儿的几天里我连一次也没去过。没去的原因，一是我原本就不是个很有追求的人，只要有吃有喝就行了其它东西有没有都无所谓；二是即使我从现在起想追求点儿什么也不行，那些英文印的书我一本也看不懂。所以我在人们都去看书时自愿留在了号里，我想利用这段时间想想我该怎么办。不料这么一来又发生了一件事儿。老格兰特帮我从图书室借了一堆画报来。望着这些画报我愣了好大一会儿，才省悟过来他是什么意思。这些画报不是一般的画报，它们在我们国内全被叫做黄色画报。老格兰特很显然是将我的愁眉不展愁肠百结认做了是在想这种事儿，特意为我借来这些画报让我聊以自慰的。
晚餐之后我们终于结束了这一天的狱中生活，老格兰特将我送回号里时，微笑着最后一次问我要不要吸烟。可以说直到这时，我才第一次意识到我已身陷囹圄了一整天，回想一下这一天的经历我不由得愣住了。我发现我在这一天里除了吃喝拉撒睡没干任何正经事儿，换言之不仅没有创造任何社会财富反而白白消耗了许多社会财富。
我来到这个叫澳洲的国家已经一年了，为了谋生几乎可以说什么样的活儿都干过，在一家荷兰餐馆洗过盘子，给夜场电影院打扫过卫生，为一个半身不遂的老人推过轮椅，到郊区农场剪过羊毛挤过牛奶……总之是一天也不敢让自己停下来，当天不干活儿当天就得把裤腰带往里紧一个眼儿。正因为如此，当我在第4天的黄昏被宣布无罪释放时，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这一刻我竟感到了一种深深的失落。
放我出去的仍是送我进来的那两名警察，这时我已经知道他们的名字叫肖恩和乔治。肖恩和乔治办理了我的出狱手续之后，与我在监狱餐厅里共进了晚餐，这顿饭不是由监狱而是由他们自己出的钱，他们这么做不是为我的出狱举行庆祝仪式，而是为他们抓错了人而向我赔礼道歉。吃完饭后我提出来想见见老格兰特。这名老狱警几天来一直和善热情地对待我，使得我内心对他充满了感激之情。我们中国人若想对谁表达个感谢，最常用的方式就是请这个人吃上一顿饭。我找到了老格兰特，把我在市区的住址写给了他，希望他有机会去那一带时能到我那里吃饭。不料我的这一邀请竟被他坚决地拒绝了，那表情就好像我们只是偶然碰上的陌生人。我这才明白他的关怀并非专对我一个人，而是同等地对待所有的犯人的。他这么做只不过是——就像我们国内报纸常说的——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我找到老格兰特时他发烟正巧发到李红兵的号，这时狱方已经不再限制我们的交谈，这个让我背了黑锅的人一见我要走，先是再三解释事情弄到这一步责任不在他，接着破口大骂澳洲警察冤枉无辜，最后居然还好意思问我能不能到地方法院托托人，因为他的案子很可能被起诉。我只说了一句话：“你少搭理我，从今以后咱们谁也不认识谁！”至于他最后是不是受到了起诉，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因为此后不久我便离开澳洲回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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